城市與示范

政府機構擔當著公共服務提供者和監管者的角色,他們規范引導著中國的企業和公民的行為,包括碳排放的行為等。如果說,中國政府的導向決定著整個國家的二氧化碳的排放情況,這絕對是不夸張的。

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市民行為的塑造者

在中國,政府機構可以通過資助和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直接約束企業和公民的行為,以及用具體、可執行的規章管理著絕大多數企業和公民。從本質上講,如果控制碳排放最小化的原則可以滲透到公共服務行為和法制規范中,那企業和公民同樣會排放最少量的二氧化碳。如果政府增加碳排放到最大化,企業和公民同樣會排放最大量的二氧化碳。

比如說,如果社會的公共服務提供了便利的交通運輸系統,密集的公路和交通設施,買私家車的市民將會增多。如果政府增加監管密度,在市中心多建設區,購買汽車的市民會少。

此外,中國的大多數企業和人民都在城市,且這個比例還在逐年增加,所以城市的政府機構會影響決定著越來越多市民和企業的行為。

不幸的是,盡管政府有能力出臺利于碳排放最小化的公共服務和規章制度、繼而建成低碳城市,但是因為缺乏清晰的導向,政府機構在此道路上阻礙重重。

我們的低碳城市倡議書提供了一套指導手冊,詳細說明了市政府最大限度地減少城市碳排放量的方法。這些建議潛心研究了現實中中國和世界各地的城市努力減少碳排放的案例。它具有廣度,深度,一站式的特性,給予了城市政府一致,全面,易用的幫助方案,使他們以一種周全的方式建設公共服務和法律規章。

在未來,倡議將提供一個排名機制,名列中國各城市努力的進程和效果。

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行為塑造者

城市政府的重點事務是由中央政府規定的。

中央政府負責頒布宏觀的目標,具體實施地方政府負責。例如,中央政府指示省級政府達到一定的碳排放目標,省級政府再指示市政府一些特定的目標,市政府為此融資注資,采取行動,以達到目標。

我們的“國家政府團隊”正致力于一項開拓性的研究,這項研究評估了所有那些目前沒有被包括在GDP計算里對人們生活的正反兩方面影響。例如,當中國實行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合理化發展GDP原則時人們的健康和能源安全水平更高,與中國實行二氧化碳排放最高/GDP最大化的原則時人們更低的健康和能源安全水平做對比。

這樣的研究會顯示出只通過衡量中國生產的所有商品和服務來計算GDP的方法是有缺陷的。這項研究應該不會導致GDP被其他所代替來評估我們的經濟。然而,它會顯示出缺陷,因此,不可能在二氧化碳減排的好處如此明顯的特殊時期達到GDP的最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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